2018年9月2日 星期日

吳越王錢弘俶與宋代天臺宗的復興/宋道發


宋道發
(杭州商學院宗教文化研究所)

內容提要

    唐末五代時期約二百年間,天臺宗先後經受安史之亂的破壞,會昌法難的摧殘,以及五代戰亂的掃蕩,教典大多散逸無存,教勢不絕如縷。吳越國王錢弘素重佛教,在其所治之地,廣興佛法。他應天臺德韶、螺溪義寂之請,遣使攜帶財寶到日本、高麗,請回天台教典,並且大力支持義寂、義通等對天臺教典的研習與弘揚,從而為宋代天臺宗的全面復興奠定了基礎。經過台宗三代大師數十年的研習和弘揚,到北宋之初,四明知禮、慈雲遵式、孤山智圓等大師出世,天臺宗風為之大振,再呈中興之勢,其中,四明知禮貢獻最大,享有中興之祖的美名。然而,追本溯源,錢弘遣使請回教典,才是天臺中興的真正關鍵。本文即對此事稍事敘述,以明錢弘此舉對天臺宗乃至整個佛教文化的重大意義。 


一、引言

天臺宗是最早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。創立之初,經由智者大師(538597)、章安灌頂(561632)等諸師的努力,加之陳、隋兩朝的有力護持,曾經興盛一時。而自唐初灌頂寂後,教勢卻急轉直下,進入長達一百多年的衰微時期。中經法華智威、天宮慧威、左溪玄朗三代,至中唐肅宗、代宗兩朝,有玄朗的弟子荊溪湛然(711782)出世,努力開拓,著作等身,天臺宗風為之大振,湛然因此而享有中興之祖的美譽。

後來由於安史之亂的摧殘,地方節度使與宦官的暴虐專橫,中央威令不行;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間戰亂頻仍,尤其在遭到唐武宗會昌法難的打擊之後,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盡。素重教典的天臺宗,失去了賴以維繫法運的教典,其教勢從此一蹶不振。尤其是物外(813885)元琹、清竦三代祖師,講說無憑,僅傳止觀之道。

到了螺溪義寂(919987)之世,幸賴吳越王錢弘俶求遺書於日本、高麗,而高麗沙門諦觀(?~970)將天臺教典還於中國,奠定天臺宗風重振之基。此中關鍵人物是吳越王錢弘俶,與錢弘俶共襄盛舉的重要人物則有天臺德韶、螺溪義寂和諦觀三大高僧

二、請回天台教典的始末

錢氏一族,自武肅王錢閔至忠懿王錢弘俶,數代皆敬信佛法,而以錢弘俶為最。吳越國在其數十年的經營之下,佛法興隆,尤其是作為都城的杭州,更是佛刹梵宇林立,高僧大德輩出,號稱東南佛國。在五代的亂世之中,能夠保持東南一地的佛教文化,並為宋代佛教的復興奠定堅實的根基,延續佛法慧命,錢氏一族實在是厥功至偉。

錢弘俶(929988),又稱錢俶,五代十國中的吳越國第五代王。杭州臨安(浙江省錢塘縣)人,字文德。天性誠厚,夙知敬佛,在位期間(948978),大力推展佛教,為五代末葉佛教衰頹時代的大護法。其護教的業績甚多。在他當台州刺史的時候,延請德韶問道,德韶對他說:「他日為霸主,無忘佛恩。」故自漢乾祐元年(948)嗣位之後,即奉天臺德韶為國師,自執弟子之禮,且從永明道潛受菩薩戒,自號慈化定慧禪師。後周.顯德二年(955),欲學阿育王造塔,乃以銅鑄八萬四千小寶塔,中納寶篋印心咒,廣行頒施,總計十年完成,後甚至遠傳至日本。北宋·建隆元年(960),復興杭州靈隱寺,迎請智覺延壽為中興第一世。又為復興天臺教學,遣使赴日本、高麗等地,求取天臺宗典。恭請螺溪義寂講說《法華》,並賜予「淨光大師」號與紫衣。

在錢弘俶所有的護教業績之中,遣使赴日本、高麗請回天台教典,對於天臺宗來說,最具意義,同時,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。此事的來龍去脈,各種史料所說不一,後世學者也莫衷一是。此事之中,錢弘俶遣使海東求購天臺教典可視為信史,高麗沙門諦觀攜天臺教典至螺溪也沒有問題,然其中有二項不免令人生出疑問:一、向錢弘俶提出請求者是義寂還是德韶?二、天臺教典取自日本還是高麗,亦或二國兼取?

關於第一個問題,記載此事最早的現存史料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《義寂傳》中云:
先是智者教跡,遠則安史兵殘,近則會昌焚毀,零編斷簡,本折枝摧,傳者何憑,端正其學,寂思鳩集也。適金華古藏中得《淨名疏》而已。後款告韶禪師,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。由是博聞多識。
「款告韶禪師」一語分明是說,義寂誠懇請求德韶禪師。德韶禪師有國師之尊,當時已名滿天下,義寂請求德韶利用其地位與聲望幫助求購教典,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其中對於錢弘俶遣使之事,卻隻字未提。

成書稍晚的《景德傳燈錄》卷第二十五《德韶傳》中說:
有傳天臺智者教義寂者,屢言于師曰:「智者之教,年祀遠,慮多散落。今新羅國其本甚備,自非和尚慈力,其孰能致之乎?」師於是聞于忠懿王,王遣使及齎師之書,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。
這段文字較《宋高僧傳》所載稍詳,文中提到德韶屢受義寂之請,於是請求忠懿王玉成此事,結果「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」。不過,引文中義寂所言新羅國恐俿作者之誤,蓋因新羅國早于敬順王九年(935年)降於高麗,當時已經不復存在;不過,也可能是當時人仍習稱高麗為新羅,義寂或是作者道原只是沿用習稱而已。

其餘更晚出的天臺宗史料,如《釋門正統》、《佛祖統紀》、《四教儀緣起》等,都是眾口一詞,說是由義寂向忠懿王提出請求,而有教典複歸之事,並且所述代有增飾。如《釋門正統》卷三《弟子志》中云:
吳越忠懿王觀《永嘉集》,昧於教相,叩問韶國師,師稱螺溪寂洞明台道,王如寂建講,為遣使日本,求其遺逸……

《佛祖統紀》卷八《義寂傳》云:
吳越忠懿王,因覽《永嘉集》,有「同除四住,此處為齊。若伏無明,三藏則劣」之語,以問韶國師。韶云:「此是教義,可問天臺寂師。」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,以問前義。師曰:「此出智者《妙玄》。自唐末喪亂,教籍散毀,故此諸文,多在海外。」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,往日本國求取教典。既回……一家教學,郁而復興,師之力也。

明萬曆九年(1581年)冬,沙門智覺所撰《四教儀緣起》中引用宋修僧史僧統贊甯《通惠錄》云:
唐末吳越錢忠懿王,治國之暇,究心內典,因閱《永嘉集》,有「同除四住,此處為齊。若伏無明,三藏則劣」之句,不曉,問于雲居韶國師,乃云:「天臺國清寺,有寂法師,善弘教法,必解此語。」王召法師至,詰焉,法師曰:「此天臺智者大師《妙玄》中文。時遭安史兵殘,近則會昌焚毀,中國教藏,殘闕殆盡。今惟海東高麗,闡教方盛,全書在彼。」王聞之慨然,即為遣國書贄幣使高麗,求取一家章疏,高麗國君乃敕僧曰諦觀者報聘,以天臺教部還歸於我。觀既至,就稟學寂公於螺溪終焉。大教至是重昌矣。
此段引文與前引贊甯《宋高僧傳》內容大異其趣,其真實性實令人難以置信。若實引自贊甯《通惠錄》,贊甯在《宋高僧傳》裡說是德韶請求錢弘俶搜購天臺典籍於日本,此處又說是錢弘俶應義寂之請,遣使求取教典於高麗,贊寧豈非自語相違?

如何理解上述諸種記載的歧異之處呢?綜合以上所述,筆者以為,在由誰向錢弘俶提出向海外求取教典的問題上,早出的史料《宋高僧傳》和《景德傳燈錄》更值得採信。贊寧與德韶、義寂是同時代人,贊甯位居吳越僧統,德韶是吳越國師,義寂也深受忠懿王欽敬,贊寧對此二人的事蹟應當甚為熟稔。[1]而且,贊甯作為一個出身律宗的佛教史學家,在僧傳中對天臺、禪宗人物事蹟的記載,較具客觀性和可信性。《景德傳燈錄》的作者釋道原是德韶的法嗣,書中所記也較具可信性。可以說,在請求錢弘俶向海外求取天臺教典這件事上,德韶禪師是關鍵性的人物,其所起的作用要比義寂要大。理由如下:其一,德韶雖是禪師,但對天臺教甚為關切,僧傳中德韶為智者後身的傳說;其二,德韶既有國師之尊,又是名滿天下的大禪師,所以德韶的意見對於錢弘俶所作的決定影響很大,德韶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日本、高麗二國的信函自然也會受到二國的皇帝及僧人的高度重視。同時,德韶雖然是禪宗僧,但與天臺因緣甚深,他向錢弘俶推薦天臺宗的青年才俊義寂,錢弘俶遂請義寂講說天臺義理,義寂借機向錢弘俶述說天臺教典散逸的情況,促使錢弘俶作出遣使海東求取教典的決定,這也是完全可能的。而後世的天臺宗人,如宗鑒、志磐等,宗派意識比較強烈,在史書中故意突出義寂的作用,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關於第二個問題,諸種記載分歧更大。第一種為取自日本說。《宋高僧傳》之《義寂傳》只說:「(義寂)後款告韶禪師。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。」文中既未提到高麗國,甚至連錢弘俶遣使也未提及,甚為可怪。不過,聯想到贊寧是奉敕修史,很多情況下不能做到秉筆直書,尤其贊甯作為前吳越國的僧統,恐怕不便提及舊主錢弘俶遣使求取教典的功德吧。二百餘年後的釋宗鑒則無需避諱,故《釋門正統》中則明確地說:「(錢弘俶)為遣使日本,求其遺逸。」今時學人董平先生採信此說,並有較詳細的考證。[2]當然,董平先生也未否定諦觀攜書來華之事,只是認為其事當在日本送書之後。

第二種是取自高麗說。《景德傳燈錄》之《德韶傳》說錢弘俶遣使並攜帶德韶禪師之的書信,往新羅國(其實應為高麗國),將其國所有天臺教典繕寫而回。《四教儀緣起》則說錢弘俶遣使帶著國書和禮物到高麗,求取天臺教典,高麗國君非常重視,敕令沙門諦觀將天臺教部還歸中國。近人蔣維喬先生和呂澂先生堅信此說。蔣先生否定遣使日本之說,呂澂先生在肯定天臺典籍取自高麗的同時,並不否定取自日本之說,但認為取回日本之籍,事在其後。

第三種是吳越王同時遣使到日本、高麗說,出自《佛祖統紀》。志磐以為,吳越王曾遣使到日本、高麗兩國,「若論教文複還中國之寶,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卷為正。」志磐在《佛祖統紀》中的《義寂傳》、《吳越王傳》、《諦觀傳》及《法運通塞志》等多處述及此事,並明確記載了吳越王遣使及諦觀來華的時間,分別為建隆元年(960年)和建隆二年(961年),可謂言之鑿鑿。後世學者多采其說。據《佛祖統紀》之《諦觀傳》所說,諦觀所還天臺教卷並非全部,其中缺《智論疏》、《仁王疏》、《華嚴骨目》、《五百門》等。教典既備之後,義寂便開始講說,以培養僧才。據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《建傳教院碑銘》所說,乾德二年(964),義寂於螺溪新創之傳教院大開講筵,學徒雲集,從而開啟了天臺中興之運。

以上三說,皆各有所據,實難說何者為真。因為,當時的日本和高麗,天臺學都已有了長足的發展,天臺教典都很完備,吳越王同時遣使至二國是完全可能的。不過,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六所載有關「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」的一段故實,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,其文如下:
有宋之初,台教乃漸杭海入吳越,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,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。《仁王經疏》,先至有二本,眾咸斥其偽。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發,答其所問二十義,乃求其所謂《仁王經疏》。信即授諸海舶,無何中流大風驚濤,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,遽投斯疏,以慰安之。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,詣信所,讀誦以歸。不幸二僧,死於日本國矣(此文見晁說之所作《仁王經疏序》。此疏雖非本真而此說不可亡矣)
「《仁王經疏》,先至有二本,眾咸斥其偽」,而後法智(知禮)乃求諸日本。筆者由此推想,此先至之《仁王經疏》必取自高麗,眾師既斥其為偽,法智大師於是轉求於日本之信禪師。因為,若此《仁王經疏》取自日本,既已被斥為偽,斷無再去求取之理。

三、對天臺宗的護持

志磐在《佛祖統紀》卷八《義通傳》後說:「螺溪網羅教典,去珠復還;寶雲二紀敷揚,家業有付;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,以其有著書立言、開明祖道、抵排山外、紹隆道統之功也。」可知,宋代天臺之興,實以螺溪義寂、寶雲義通為前驅,誠如鏡庵所謂「螺溪、寶雲振於前,四明、慈雲大其後」(《佛祖統紀》卷第十)。錢弘俶在遣使求取教典之後,對螺溪、寶雲二師的弘法事業給予了極大的支持。

首先說錢弘俶對螺溪義寂的支持。據義寂的門人澄彧所撰《淨光大師塔銘》說:
「鄧王錢氏(弘俶)有國之日,欽其道德,賜紫衣師號,樹宇以安之,齎臘供以延之。」(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)

義寂法師之所以能成為「中興教觀之裔祖」,其一是他本人慧悟超人,如贊甯在《宋高僧傳》卷第七《義寂傳》所說:
旋入開元伽藍,師授《法華經》,月而徹,寺之耆老稱歎稀有。受具已,往會稽學南山鈔。既通律義,乃造天臺山研尋止觀。其所易解,猶河南一遍照[3]也。

錢弘俶的侄子錢易所撰《渜光大師行榠碑》也說他在天臺師承聳、廣二公,因讀湛然的《法華本跡十妙不二門》(簡稱《十不二門》),至「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法,名之為染;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,號之為淨」,因此頓悟佛心,不數月登座衍說,他的二位老師坐于聽眾之中,他也了無愧色。每從大藏中取出一經,不參考任何解說的資料,便能隨意而講,渙然冰釋。

其二,他的弘法事業,多得益于錢弘俶的大力支持。下面綜合各種史料略述一二。如果說在天臺教典回歸之前,義寂弘法主要靠其殊勝的慧解,在此之後,既有教典的依持,義寂從此博聞多識,為改變台宗學者握半珠為家寶的狀況,更加致力於台教的弘揚,在佛隴道場、國清寺相繼講訓。(事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《義寂傳》)為了擴大台教的影響,錢弘俶多次請義寂開演教法。錢弘俶還對義寂進行嘉獎,賜淨光大師之號、紫方袍及絹綿乳藥茶葉等物。(事見《吳越錢忠懿王賜淨光法師制》(三道),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第七《螺溪振祖集》)

乾德二年(964)秋,螺溪傳教院初創,建成法堂三間、廚屋數舍,義寂率學徒二十人居之。其後,聞訊來學者日漸眾多,義寂講導一如既往。然而院宇狹小,人滿為患。有人多次提出擴建之議,義寂都未同意,為的是不勞民傷財,從中亦可見其悲心深切。後來雲居德韶得知此事,乃上書給錢弘俶,略言:
智者大師位登諸地,跡示四依,得總持門,獲無礙辯,所述教法盈數百卷。淨光大師羲寂傳而講之,如水分器。而所居精舍,棟宇未豐。願許經營,用安樞衣之眾。(《建傳教院碑銘》,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)

錢弘俶採納德韶的建議,命其愛子及襄、華二位法師負責,王公貴胄各施錢粟以助成其事。到乾德五年(967),寺院建創始畢。凡懺堂、法堂、禪室、經室等等,一應俱全,總共有屋宇一百三十餘間。學僧來集,再無食宿之憂。此年,錢弘俶又命義寂法師講《法華經》一座。到了太平興國二年(977)年,錢弘俶又命施錢八十萬,為傳教院建造彌陀佛殿,又請義寂法師講《金光明經》一座,飯僧三萬人。概言之,螺溪傳教院之所以能成為義寂法師演法布教、造就僧才的大道場,是與錢弘俶所提供的有力護持密不可分的。

義寂門下最有成就的弟子是寶雲義通。義通(927988),高麗國人,俗姓尹。字惟遠。生而有異相,頂有肉髻,眉長五、六寸。幼年,師事龜山院宗為,修《華嚴》、《起信論》。乾祐年間(948950)入漢土,初訪雲居(德韶禪師),契悟南宗。後又從義寂法師聞一心三觀之旨,[4]頓受其傳,很快便聲聞四方,成為義寂最傑出的弟子。義通學成之後欲返國弘法,道經四明時,為錢弘俶之子、郡守錢惟治所盛情挽留,恭請說法。開寶元年(968),漕使顧承徽更舍宅為傳教院,請義通居住,義通從此在此弘法達二十年之久。宋·太平興國七年(982),太宗賜額“寶雲”予傳教院,故世稱師為寶雲。其後,義通致力於弘揚天臺教觀。他著有《觀經疏記》、《光明玄贊釋》、《光明句備急疏》等書,在天臺教理方面有很多的發揮與創造,更培養出了知禮、遵式等宋初中興天臺的中堅,所以南宋時台宗僧人智謙稱其為中興教觀之鼻祖[5]

檢尋史籍,找不到錢弘俶護持義通的具體事例。但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的《寶雲振祖集》裡,收有錢弘俶所寫、寄贈義通法師的詩二首,從詩中亦可見錢弘俶對義通法師的敬重。今錄之如次:
海角複天涯,形分道不賒。燈青讀圓覺,香暖頂袈裟。戒比珠無類,心猶鏡斷瑕。平生賴慈眼,南望一諮嗟。(其一)

相望幾千里,曠然違道情。自茲成乍別,疑是隔浮生。得旨探玄寂,無心競利名。苑齋正秋夜,誰伴誦經聲。(其二)

尤其從「平生賴慈眼,南望一諮嗟」 「相望幾千里,曠然違道情」兩句,可見義通在錢弘俶心目中的地位,實非一般的法師可比。至於他支援義通的具體事例,因為不見記載,也只好付諸闕如了。

以上約略介紹了錢弘俶護持天臺宗的事蹟,從中可見,宋代天臺宗的中興,錢弘俶實為一大功臣。以下引用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的編者宗曉的一段話,既作為吳越王錢弘俶與諸高僧大德關係的總結,也作為本文的結束語:
抑有以見古人不以勢位為間,而道眼相照於天人之際,有如此者,是必靈山同佛付囑故。一以忠烈輔世,一以願力洪法。雖世出世殊,而澤及後昆,至於無窮,其揆一也。(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)


[1] 德韶寂後,贊甯曾受命為其撰塔碑。(《宋高僧傳卷》第十三《德韶傳》)贊寧也曾為義寂寫詩一首,詩雲:“出懺爐煙緣篆字,訓徒言語隔溪聲。山遮水繞應難見,長把高名頂上擎。”(收於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《螺溪振祖集》)
[2] 參見董平:《天臺宗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月第一版,第243244頁。
[3] 一遍照:指唐代僧人釋神照,因其曾往鄴下休法師處聽《攝大乘論》,一遍無遺,休法師讚歎說:“斯是河南一遍照也。”
[4] 根據《佛祖統紀》之《法運通塞志》的記載,螺溪義寂法師為義通法師說止觀法門的時間是在幹德元年(963)。
[5] 參見:《寶雲通公法師真贊》,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《寶雲振祖集》。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