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道發
（杭州商學院宗教文化研究所）
內容提要
唐末五代時期約二百年間，天臺宗先後經受安史之亂的破壞，會昌法難的摧殘，以及五代戰亂的掃蕩，教典大多散逸無存，教勢不絕如縷。吳越國王錢弘俶素重佛教，在其所治之地，廣興佛法。他應天臺德韶、螺溪義寂之請，遣使攜帶財寶到日本、高麗，請回天台教典，並且大力支持義寂、義通等對天臺教典的研習與弘揚，從而為宋代天臺宗的全面復興奠定了基礎。經過台宗三代大師數十年的研習和弘揚，到北宋之初，四明知禮、慈雲遵式、孤山智圓等大師出世，天臺宗風為之大振，再呈中興之勢，其中，四明知禮貢獻最大，享有中興之祖的美名。然而，追本溯源，錢弘俶遣使請回教典，才是天臺中興的真正關鍵。本文即對此事稍事敘述，以明錢弘俶此舉對天臺宗乃至整個佛教文化的重大意義。
一、引言
天臺宗是最早創立的中國佛教宗派。創立之初，經由智者大師（538～597）、章安灌頂（561～632）等諸師的努力，加之陳、隋兩朝的有力護持，曾經興盛一時。而自唐初灌頂寂後，教勢卻急轉直下，進入長達一百多年的衰微時期。中經法華智威、天宮慧威、左溪玄朗三代，至中唐肅宗、代宗兩朝，有玄朗的弟子荊溪湛然（711～782）出世，努力開拓，著作等身，天臺宗風為之大振，湛然因此而享有中興之祖的美譽。
後來由於安史之亂的摧殘，地方節度使與宦官的暴虐專橫，中央威令不行；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間戰亂頻仍，尤其在遭到唐武宗會昌法難的打擊之後，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盡。素重教典的天臺宗，失去了賴以維繫法運的教典，其教勢從此一蹶不振。尤其是物外（813～885）元琹、清竦三代祖師，講說無憑，僅傳止觀之道。
到了螺溪義寂（919～987）之世，幸賴吳越王錢弘俶求遺書於日本、高麗，而高麗沙門諦觀（？～970）將天臺教典還於中國，奠定天臺宗風重振之基。此中關鍵人物是吳越王錢弘俶，與錢弘俶共襄盛舉的重要人物則有天臺德韶、螺溪義寂和諦觀三大高僧。
二、請回天台教典的始末
錢氏一族，自武肅王錢閔至忠懿王錢弘俶，數代皆敬信佛法，而以錢弘俶為最。吳越國在其數十年的經營之下，佛法興隆，尤其是作為都城的杭州，更是佛刹梵宇林立，高僧大德輩出，號稱東南佛國。在五代的亂世之中，能夠保持東南一地的佛教文化，並為宋代佛教的復興奠定堅實的根基，延續佛法慧命，錢氏一族實在是厥功至偉。
錢弘俶（929～988），又稱錢俶，五代十國中的吳越國第五代王。杭州臨安（浙江省錢塘縣）人，字文德。天性誠厚，夙知敬佛，在位期間（948～978），大力推展佛教，為五代末葉佛教衰頹時代的大護法。其護教的業績甚多。在他當台州刺史的時候，延請德韶問道，德韶對他說：「他日為霸主，無忘佛恩。」故自漢乾祐元年（948）嗣位之後，即奉天臺德韶為國師，自執弟子之禮，且從永明道潛受菩薩戒，自號慈化定慧禪師。後周．顯德二年（955），欲學阿育王造塔，乃以銅鑄八萬四千小寶塔，中納寶篋印心咒，廣行頒施，總計十年完成，後甚至遠傳至日本。北宋·建隆元年（960），復興杭州靈隱寺，迎請智覺延壽為中興第一世。又為復興天臺教學，遣使赴日本、高麗等地，求取天臺宗典。恭請螺溪義寂講說《法華》，並賜予「淨光大師」號與紫衣。
在錢弘俶所有的護教業績之中，遣使赴日本、高麗請回天台教典，對於天臺宗來說，最具意義，同時，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。此事的來龍去脈，各種史料所說不一，後世學者也莫衷一是。此事之中，錢弘俶遣使海東求購天臺教典可視為信史，高麗沙門諦觀攜天臺教典至螺溪也沒有問題，然其中有二項不免令人生出疑問：一、向錢弘俶提出請求者是義寂還是德韶？二、天臺教典取自日本還是高麗，亦或二國兼取？
關於第一個問題，記載此事最早的現存史料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《義寂傳》中云：
先是智者教跡，遠則安史兵殘，近則會昌焚毀，零編斷簡，本折枝摧，傳者何憑，端正其學，寂思鳩集也。適金華古藏中得《淨名疏》而已。後款告韶禪師，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。由是博聞多識。
「款告韶禪師」一語分明是說，義寂誠懇請求德韶禪師。德韶禪師有國師之尊，當時已名滿天下，義寂請求德韶利用其地位與聲望幫助求購教典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其中對於錢弘俶遣使之事，卻隻字未提。
成書稍晚的《景德傳燈錄》卷第二十五《德韶傳》中說：
有傳天臺智者教義寂者，屢言于師曰：「智者之教，年祀寖遠，慮多散落。今新羅國其本甚備，自非和尚慈力，其孰能致之乎？」師於是聞于忠懿王，王遣使及齎師之書，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。
這段文字較《宋高僧傳》所載稍詳，文中提到德韶屢受義寂之請，於是請求忠懿王玉成此事，結果「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」。不過，引文中義寂所言新羅國恐俿作者之誤，蓋因新羅國早于敬順王九年（935年）降於高麗，當時已經不復存在；不過，也可能是當時人仍習稱高麗為新羅，義寂或是作者道原只是沿用習稱而已。
其餘更晚出的天臺宗史料，如《釋門正統》、《佛祖統紀》、《四教儀緣起》等，都是眾口一詞，說是由義寂向忠懿王提出請求，而有教典複歸之事，並且所述代有增飾。如《釋門正統》卷三《弟子志》中云：
吳越忠懿王觀《永嘉集》，昧於教相，叩問韶國師，師稱螺溪寂洞明台道，王如寂建講，為遣使日本，求其遺逸……
《佛祖統紀》卷八《義寂傳》云：
吳越忠懿王，因覽《永嘉集》，有「同除四住，此處為齊。若伏無明，三藏則劣」之語，以問韶國師。韶云：「此是教義，可問天臺寂師。」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，以問前義。師曰：「此出智者《妙玄》。自唐末喪亂，教籍散毀，故此諸文，多在海外。」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，往日本國求取教典。既回……一家教學，郁而復興，師之力也。
明萬曆九年（1581年）冬，沙門智覺所撰《四教儀緣起》中引用宋修僧史僧統贊甯《通惠錄》云：
唐末吳越錢忠懿王，治國之暇，究心內典，因閱《永嘉集》，有「同除四住，此處為齊。若伏無明，三藏則劣」之句，不曉，問于雲居韶國師，乃云：「天臺國清寺，有寂法師，善弘教法，必解此語。」王召法師至，詰焉，法師曰：「此天臺智者大師《妙玄》中文。時遭安史兵殘，近則會昌焚毀，中國教藏，殘闕殆盡。今惟海東高麗，闡教方盛，全書在彼。」王聞之慨然，即為遣國書贄幣使高麗，求取一家章疏，高麗國君乃敕僧曰諦觀者報聘，以天臺教部還歸於我。觀既至，就稟學寂公於螺溪終焉。大教至是重昌矣。
此段引文與前引贊甯《宋高僧傳》內容大異其趣，其真實性實令人難以置信。若實引自贊甯《通惠錄》，贊甯在《宋高僧傳》裡說是德韶請求錢弘俶搜購天臺典籍於日本，此處又說是錢弘俶應義寂之請，遣使求取教典於高麗，贊寧豈非自語相違？
如何理解上述諸種記載的歧異之處呢？綜合以上所述，筆者以為，在由誰向錢弘俶提出向海外求取教典的問題上，早出的史料《宋高僧傳》和《景德傳燈錄》更值得採信。贊寧與德韶、義寂是同時代人，贊甯位居吳越僧統，德韶是吳越國師，義寂也深受忠懿王欽敬，贊寧對此二人的事蹟應當甚為熟稔。[1]而且，贊甯作為一個出身律宗的佛教史學家，在僧傳中對天臺、禪宗人物事蹟的記載，較具客觀性和可信性。《景德傳燈錄》的作者釋道原是德韶的法嗣，書中所記也較具可信性。可以說，在請求錢弘俶向海外求取天臺教典這件事上，德韶禪師是關鍵性的人物，其所起的作用要比義寂要大。理由如下：其一，德韶雖是禪師，但對天臺教甚為關切，僧傳中德韶為智者後身的傳說；其二，德韶既有國師之尊，又是名滿天下的大禪師，所以德韶的意見對於錢弘俶所作的決定影響很大，德韶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日本、高麗二國的信函自然也會受到二國的皇帝及僧人的高度重視。同時，德韶雖然是禪宗僧，但與天臺因緣甚深，他向錢弘俶推薦天臺宗的青年才俊義寂，錢弘俶遂請義寂講說天臺義理，義寂借機向錢弘俶述說天臺教典散逸的情況，促使錢弘俶作出遣使海東求取教典的決定，這也是完全可能的。而後世的天臺宗人，如宗鑒、志磐等，宗派意識比較強烈，在史書中故意突出義寂的作用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關於第二個問題，諸種記載分歧更大。第一種為取自日本說。《宋高僧傳》之《義寂傳》只說：「（義寂）後款告韶禪師。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。」文中既未提到高麗國，甚至連錢弘俶遣使也未提及，甚為可怪。不過，聯想到贊寧是奉敕修史，很多情況下不能做到秉筆直書，尤其贊甯作為前吳越國的僧統，恐怕不便提及舊主錢弘俶遣使求取教典的功德吧。二百餘年後的釋宗鑒則無需避諱，故《釋門正統》中則明確地說：「（錢弘俶）為遣使日本，求其遺逸。」今時學人董平先生採信此說，並有較詳細的考證。[2]當然，董平先生也未否定諦觀攜書來華之事，只是認為其事當在日本送書之後。
第二種是取自高麗說。《景德傳燈錄》之《德韶傳》說錢弘俶遣使並攜帶德韶禪師之的書信，往新羅國（其實應為高麗國），將其國所有天臺教典繕寫而回。《四教儀緣起》則說錢弘俶遣使帶著國書和禮物到高麗，求取天臺教典，高麗國君非常重視，敕令沙門諦觀將天臺教部還歸中國。近人蔣維喬先生和呂澂先生堅信此說。蔣先生否定遣使日本之說，呂澂先生在肯定天臺典籍取自高麗的同時，並不否定取自日本之說，但認為取回日本之籍，事在其後。
第三種是吳越王同時遣使到日本、高麗說，出自《佛祖統紀》。志磐以為，吳越王曾遣使到日本、高麗兩國，「若論教文複還中國之寶，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卷為正。」志磐在《佛祖統紀》中的《義寂傳》、《吳越王傳》、《諦觀傳》及《法運通塞志》等多處述及此事，並明確記載了吳越王遣使及諦觀來華的時間，分別為建隆元年（960年）和建隆二年（961年），可謂言之鑿鑿。後世學者多采其說。據《佛祖統紀》之《諦觀傳》所說，諦觀所還天臺教卷並非全部，其中缺《智論疏》、《仁王疏》、《華嚴骨目》、《五百門》等。教典既備之後，義寂便開始講說，以培養僧才。據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《建傳教院碑銘》所說，乾德二年（964），義寂於螺溪新創之傳教院大開講筵，學徒雲集，從而開啟了天臺中興之運。
以上三說，皆各有所據，實難說何者為真。因為，當時的日本和高麗，天臺學都已有了長足的發展，天臺教典都很完備，吳越王同時遣使至二國是完全可能的。不過，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六所載有關「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」的一段故實，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，其文如下：
有宋之初，台教乃漸杭海入吳越，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，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。《仁王經疏》，先至有二本，眾咸斥其偽。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發，答其所問二十義，乃求其所謂《仁王經疏》。信即授諸海舶，無何中流大風驚濤，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，遽投斯疏，以慰安之。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，詣信所，讀誦以歸。不幸二僧，死於日本國矣(此文見晁說之所作《仁王經疏序》。此疏雖非本真而此說不可亡矣)
「《仁王經疏》，先至有二本，眾咸斥其偽」，而後法智（知禮）乃求諸日本。筆者由此推想，此先至之《仁王經疏》必取自高麗，眾師既斥其為偽，法智大師於是轉求於日本之信禪師。因為，若此《仁王經疏》取自日本，既已被斥為偽，斷無再去求取之理。
三、對天臺宗的護持
志磐在《佛祖統紀》卷八《義通傳》後說：「螺溪網羅教典，去珠復還；寶雲二紀敷揚，家業有付；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，以其有著書立言、開明祖道、抵排山外、紹隆道統之功也。」可知，宋代天臺之興，實以螺溪義寂、寶雲義通為前驅，誠如鏡庵所謂「螺溪、寶雲振於前，四明、慈雲大其後」（《佛祖統紀》卷第十）。錢弘俶在遣使求取教典之後，對螺溪、寶雲二師的弘法事業給予了極大的支持。
首先說錢弘俶對螺溪義寂的支持。據義寂的門人澄彧所撰《淨光大師塔銘》說：
「鄧王錢氏（弘俶）有國之日，欽其道德，賜紫衣師號，樹宇以安之，齎臘供以延之。」（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）
義寂法師之所以能成為「中興教觀之裔祖」，其一是他本人慧悟超人，如贊甯在《宋高僧傳》卷第七《義寂傳》所說：
錢弘俶的侄子錢易所撰《渜光大師行榠碑》也說他在天臺師承聳、廣二公，因讀湛然的《法華本跡十妙不二門》（簡稱《十不二門》），至「法性之與無明遍造諸法，名之為染；無明之與法性遍應眾緣，號之為淨」，因此頓悟佛心，不數月登座衍說，他的二位老師坐于聽眾之中，他也了無愧色。每從大藏中取出一經，不參考任何解說的資料，便能隨意而講，渙然冰釋。
其二，他的弘法事業，多得益于錢弘俶的大力支持。下面綜合各種史料略述一二。如果說在天臺教典回歸之前，義寂弘法主要靠其殊勝的慧解，在此之後，既有教典的依持，義寂從此博聞多識，為改變台宗學者握半珠為家寶的狀況，更加致力於台教的弘揚，在佛隴道場、國清寺相繼講訓。（事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《義寂傳》）為了擴大台教的影響，錢弘俶多次請義寂開演教法。錢弘俶還對義寂進行嘉獎，賜淨光大師之號、紫方袍及絹綿乳藥茶葉等物。（事見《吳越錢忠懿王賜淨光法師制》(三道)，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第七《螺溪振祖集》）
乾德二年（964）秋，螺溪傳教院初創，建成法堂三間、廚屋數舍，義寂率學徒二十人居之。其後，聞訊來學者日漸眾多，義寂講導一如既往。然而院宇狹小，人滿為患。有人多次提出擴建之議，義寂都未同意，為的是不勞民傷財，從中亦可見其悲心深切。後來雲居德韶得知此事，乃上書給錢弘俶，略言：
智者大師位登諸地，跡示四依，得總持門，獲無礙辯，所述教法盈數百卷。淨光大師羲寂傳而講之，如水分器。而所居精舍，棟宇未豐。願許經營，用安樞衣之眾。（《建傳教院碑銘》，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）
錢弘俶採納德韶的建議，命其愛子及襄、華二位法師負責，王公貴胄各施錢粟以助成其事。到乾德五年（967），寺院建創始畢。凡懺堂、法堂、禪室、經室等等，一應俱全，總共有屋宇一百三十餘間。學僧來集，再無食宿之憂。此年，錢弘俶又命義寂法師講《法華經》一座。到了太平興國二年（977）年，錢弘俶又命施錢八十萬，為傳教院建造彌陀佛殿，又請義寂法師講《金光明經》一座，飯僧三萬人。概言之，螺溪傳教院之所以能成為義寂法師演法布教、造就僧才的大道場，是與錢弘俶所提供的有力護持密不可分的。
義寂門下最有成就的弟子是寶雲義通。義通（927～988），高麗國人，俗姓尹。字惟遠。生而有異相，頂有肉髻，眉長五、六寸。幼年，師事龜山院宗為，修《華嚴》、《起信論》。乾祐年間（948～950）入漢土，初訪雲居（德韶禪師），契悟南宗。後又從義寂法師聞一心三觀之旨，[4]頓受其傳，很快便聲聞四方，成為義寂最傑出的弟子。義通學成之後欲返國弘法，道經四明時，為錢弘俶之子、郡守錢惟治所盛情挽留，恭請說法。開寶元年（968），漕使顧承徽更舍宅為傳教院，請義通居住，義通從此在此弘法達二十年之久。宋·太平興國七年（982），太宗賜額“寶雲”予傳教院，故世稱師為寶雲。其後，義通致力於弘揚天臺教觀。他著有《觀經疏記》、《光明玄贊釋》、《光明句備急疏》等書，在天臺教理方面有很多的發揮與創造，更培養出了知禮、遵式等宋初中興天臺的中堅，所以南宋時台宗僧人智謙稱其為「中興教觀之鼻祖」[5]。
檢尋史籍，找不到錢弘俶護持義通的具體事例。但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的《寶雲振祖集》裡，收有錢弘俶所寫、寄贈義通法師的詩二首，從詩中亦可見錢弘俶對義通法師的敬重。今錄之如次：
海角複天涯，形分道不賒。燈青讀圓覺，香暖頂袈裟。戒比珠無類，心猶鏡斷瑕。平生賴慈眼，南望一諮嗟。（其一）
相望幾千里，曠然違道情。自茲成乍別，疑是隔浮生。得旨探玄寂，無心競利名。苑齋正秋夜，誰伴誦經聲。（其二）
尤其從「平生賴慈眼，南望一諮嗟」 「相望幾千里，曠然違道情」兩句，可見義通在錢弘俶心目中的地位，實非一般的法師可比。至於他支援義通的具體事例，因為不見記載，也只好付諸闕如了。
以上約略介紹了錢弘俶護持天臺宗的事蹟，從中可見，宋代天臺宗的中興，錢弘俶實為一大功臣。以下引用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的編者宗曉的一段話，既作為吳越王錢弘俶與諸高僧大德關係的總結，也作為本文的結束語：
抑有以見古人不以勢位為間，而道眼相照於天人之際，有如此者，是必靈山同佛付囑故。一以忠烈輔世，一以願力洪法。雖世出世殊，而澤及後昆，至於無窮，其揆一也。（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）
[1] 德韶寂後，贊甯曾受命為其撰塔碑。（《宋高僧傳卷》第十三《德韶傳》）贊寧也曾為義寂寫詩一首，詩雲：“出懺爐煙緣篆字，訓徒言語隔溪聲。山遮水繞應難見，長把高名頂上擎。”（收於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七《螺溪振祖集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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