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者大師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（538），圓寂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（597）。[1]時經梁、陳、隋三個朝代，歷值梁武帝、梁簡文帝、梁元帝、梁敬帝、陳武帝、陳文帝、陳廢帝、陳宣帝、陳後主、隋文帝等十位皇帝。[2]其生逢中國南北朝戰爭頻繁、政治混亂的局面，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下，卻能博得兩朝數帝與四方道俗之隆盛禮敬和歸信，皆因其人格偉大，修學精廣，並且其著述亦甚豐富，但多為門人所記，智者大師為教、為法、為眾生奉獻的精神，更是影響後代深遠。
表格
1 智者大師所屬年代對比簡表
南朝（在江南，由漢族統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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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朝（在華北與東晉時代，由胡族統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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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（420-47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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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（386-53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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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（479-5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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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（502-5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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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（557-58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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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魏（553-55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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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齊、北周（557-58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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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佛教史料之記載，慧思大師承於北齊 慧文禪師的思想，及以 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，作為修持的根據，而證得「法華三昧」。智者大師亦繼承了
慧思等師之思想淵源，開創了天台「教觀雙美」的學派，以及承 慧思大師之「一心三觀」，而開展出天台圓頓止觀的修持法門，乃至將圓教義理與實相觀法，落實於懺法與禪定的修持上，更是影響後代佛教懺悔法門的實踐觀行。
「智者」是大師的尊號，幼名稱為「光道」、「王道」，出家後法號「智顗（音『以』）」，字「德安」。所謂「智者」的稱呼，是於隋文帝開皇十一年（591），為當時還是晉王的楊廣，向法師求受菩薩戒後所賜封，[3]此為大師「智者」尊號的由來。
六個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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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朝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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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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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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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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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出生至出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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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大同四年－梁詔泰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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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8-5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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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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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學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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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家後跟隨師長鑽研之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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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詔泰元年－陳大光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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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5-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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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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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官寺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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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瓦官寺弘法的八年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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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大光二年－陳大建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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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8-5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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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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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山隱棲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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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瓦官寺於天台山潛修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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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大建七年－陳至德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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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5-5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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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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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部講說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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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華玄義、法華文句、摩訶止觀三大部完成的圓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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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至德三年－隋開皇十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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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5-5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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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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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的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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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維摩經疏》完成至圓寂晚年的三年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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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開皇十五年－隋開皇十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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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-5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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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時代
從出生至18歲出家（梁大同四年，538年－梁詔泰元年，555年）。
7歲
智顗法師俗姓陳，幼名稱「光道」，又名「王道」。其先祖出身穎川郡（位於今河南省許昌縣），為潁川陳氏。至東晉時代（西紀四世紀頃），因胡族（匈奴、鮮卑、羌）等侵入華北，朝廷也被迫遷都於建康（南京），是以陳氏一族，也在東晉初年，跟隨政府南遷移居於荊州華容縣（湖北省），大師是梁大同四年（538）七月誕生於此地。據傳說：大師出生時，光明滿室，俱重瞳相，幼年聰慧過人。
其父陳起祖，通經傳，有武略，在梁元帝（武帝第七子蕭繹）任荊州刺史時，為其幕僚。在蕭繹登基為梁元帝後，官拜「使持節散騎常侍」，更被封為益陽縣開國侯。其母徐氏，是位虔誠佛教信徒。智顗是家中次子，其長兄陳鍼。
其幼年時代，正當是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時期達到鼎盛，在佛教盛行中，從小便已「口不忘噉，見像便禮，逢僧必敬」。
七歲時，「喜往迦藍，諸僧訝其情志，口授《普門品》」[5]一聽聞便能背誦，故被譽為神童。
15歲
因戰亂，在其15歲時，智顗全家北至硤州（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），依靠其舅。大師升起出家的願望，但未獲父母同意。
17歲
梁承聖三年（554），西魏宇文泰派于謹等人領軍南下，攻陷江陵，梁元帝出城投降，後被殺。此時天下的大權歸於陳霸先之手，改國號為陳（傳五代—三十三年）。
梁朝之滅亡，影響了陳氏一家的沒落，即：大師之雙親—陳起祖夫婦，因親睹國家的慘亡，致憂悲過度，一病不治而相繼死亡。
18歲
智顗法師處在南北朝國家動亂時期，目睹了北朝的日趨強大和南朝的不斷衰弱，並且經歷梁朝的敗亡與陳朝覆滅的事實，以及北魏武帝與北周武帝的兩次毀佛事件，對於他產生重大影響。其遭遇國家變故，深刻體會「世間變化無常」的真理，激起護教悲願，生起超脫塵世之志向。
在其父母過世後，經其兄同意與其舅王琳的資助下，於18歲時，投禮湘州（位於今湖南長沙）果願寺 法緒大師出家，法緒大師為他授沙彌十戒，並教導其律藏。
修學年代
出家後跟隨師長鑽研之時期，（陳永定元年，557年－陳光大二年，568年）
20歲
二十歲時依 慧曠律師（534-613）受具足戒，學習戒律與大乘經典，於大乘佛學奠定了深厚的理論根基。此後勤修更甚，並精通律藏，及具禪定基礎。
23歲
陳天嘉元年（560），智顗法師二十三歲，遙聞光州（今河南省光山縣）大蘇山 慧思禪師（515～577）之禪慧兼具，德風蓋世，決意欲投其門，遂摒棄一切，越險沖難。當時的光州，是處於陳、齊兩國界境，為兵火不斷的地方。
智顗法師於 慧思禪師座下，苦練參究，依示精修普賢道場（法華三昧行），慧思禪師並為其廣釋「四安樂行」。
智顗法師依教窮研，日夜勤奮。其修持《法華經》二七日，讀至〈藥王菩薩本事品〉中：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」句，豁然大悟，心境朗明，猶如：長風雲遊於太虛之微妙境界！
其將所證悟之境界白師，慧思禪師讚嘆說：「非汝勿證，非我莫識，所證者：法華三昧前方便也，所發持者，初旋陀羅尼也！」[10]
智顗法師自證法華三昧後，口若懸河，辯才無礙，同時博得同道們之器重！大師這次的開悟，後人讚歎稱為「大蘇妙悟」。慧思禪師常令其代講，得到「說法人中，最為第一」[11]之美譽。
慧思禪師在 智顗法師代講《大品般若經》時，讚說：「可謂法付法臣，法王無事者也！」大師雖然時時受到 慧思大師的讚歎！但他卻不以此自滿，朝夕更加努力而勤修不懈！
代講竟，慧思大師誡曰：「今以付囑汝，汝秉法逗緣，傳燈化物，莫作最後斷佛種人也。」[12]
歷經八年，不久，戰事又起，慧思大師後移居衡山，命 智顗法師往南方傳播佛法。智顗法師承 慧思大師示意而下山，時為陳光大元年（567），智顗法師三十歲。
瓦官寺時代
於瓦官寺弘法的八年間（陳光大元年，568年－陳大建七年，575年）。
30歲
智顗法師拜辭 慧思禪師，同法喜二十七人至金陵（今南京市），獲得當地著名佛教僧侶──如興皇法朗、長干慧辯等法師的支持，官員徐陵、毛喜等人都成為他的信徒。
沈君理請 智顗法師住錫瓦官寺，講《法華經》題，說五重玄義，九旬談妙，皇帝停朝一日，令群臣畢集聽法。
智顗法師並開講《大智度論》與《次第禪門》，[13]大開法筵，極獲道俗尊仰。其將獨得佛乘之妙慧，配合於講說義理，不但發揚了南朝佛教的義學特色，又加入了北方佛教的禪法內容，可說是修行實踐與義解並重。加之縱橫無礙的辯才，講解佛法之奧旨，使當時堪稱德居僧首的警韶、法濟、法安等法師，盡舍指南之位，尊北面之禮於座下聽講。[14]
智顗法師住錫金陵八年間，受到舉國上下一致的皈崇，即：上得皇室的寵遇及朝野名士之禮敬；下受兆民欽仰！若以弘法方面，當然是成功的，但究其自他兩利方面來說，欲仍離大師的本懷尚遠！換句言之：因為聽法者雖日益增多，但領悟者卻日漸減少！大師眼見如此情形，精神上有說不出的苦悶，於是想到與
慧思大師臨別時：「……必須傳持慧燈化物，勿為作斷佛種之人」的嚴誡，遂油然而生慚愧！對於利他濟世的任務，發生無法形容的難過！是以大師便想：既然不能利他，且復傷自行，豈不是空費光陰徒勞無益！因此有退隱入山林之意。
在其入天台山前一年，時值北周慘酷迫害佛教，眾多僧尼奔向江南避難，歸投大師座下，[15]智顗法師為了傳燈化物，勿作斷佛種人，因此，不顧朝野名士們與群眾之挽留，決意隱遁於天台山，實踐第二期的苦行生活。
天台山隱棲時代
離開瓦官寺於天台山潛修時期（陳大建七年，575年－陳至德三年，585年）。
38歲
陳宣帝太建七年（575），智顗法師於九月離金陵，棲隱天台山（位於今浙江省天台縣）。
後獨往華頂峰修頭陀行，正靜坐思惟時，忽於後夜出現大風雷震、魑魅群來，萬千魔影，狀極可畏，又復見亡故父母之形，枕伏抱漆，陳說哀苦，二緣魔境，強烈襲擊，擾亂大師的禪定，但大師止心靜觀，不動如山，深念諸法實相，體悟本性空寂，終於憂苦之相，寂然又滅，一切恢復為寂靜的大自然境界。此時，有西方神僧，忽而現前，說智者定力非凡，英勇無比，可稱當世大雄！[16]
智顗大師經過這番降魔之後，思想大有轉變，即由禪定轉向止觀的境界，於天台最高處華頂山峰，坐禪修定，以禪定止觀工夫，降伏一切魔境，證悟法華圓頓中道實相，創立天台教觀並重的教學基礎。
40歲
之後，大師移錫於土地寬大的佛隴，創建草茅精舍，繼續為諸弟子講學。
陳宣帝太建九年（577）二月，下詔曰：「智顗禪師 佛法雄傑 十匠所宗，訓兼道俗 國之望也。宜割始豐縣，調以充眾費；蠲兩戶民，用供薪水」。[17]皇帝以始豐縣的稅收充作寺內經費，並派兩戶農民為差使雜役，其徒眾慢慢擴大。
陳宣帝太建十年（578）五月，陳宣帝又敕給「修禪寺」寺名匾額。是年，南嶽慧思禪師入滅。
智顗法師在天台山的實修，是弘法生涯中的重要時期，這段期間，藉助於宣帝的支持，精進修行，晝談義理，夜習止觀，完成了禪教的融合體系，建立起佛教的獨立派別，其形成於陳、隋之際，發展於隋唐時期。天台宗是中國佛教第一個宗派，而智顗大師重要的代表著作「天台三大部」《法華文句》、《法華玄義》、《摩訶止觀》。雖然正式宣講於天台隱居之後，但實際醞釀成熟於天台隱居期間。[18]
大師在天台隱棲時，雖說是隱於山中自修，但對於度生工作，仍然不懈地的進行之中。即：當時山下附近的住戶，無不以從事捕魚為業，當然這種殺生之惡因，來生必受不堪設想的果報！大師睹此情形，極為憐愍，特囑寺眾，將寺中所有衣物等變賣，兌換銀兩而購孔玄達之一所大水池，盡收購彼輩所捕的大小魚類放於池中，使之不被殺而安然一生。
大師自創建放生池保護動物后，天台附近一帶，號稱扈王（漁業首領）的嚴續組與羊公賀等人，皆深受大師的悲德感化，遂改業從農。更難得的是，他們所經營幾十年的漁池，共計六十三所，悉數捐獻為放生池，並且發心造船隻，恭請大師，在江上講『金光明經流水品』，以示懺悔！由此可知，大師之度生，不僅是以人類為對象，其恩惠及至群生，這更是大師之慈悲令人欽佩！
有關放生愛護動物的觀念，散見諸大乘經典之中。我國對放生思想，始自齊梁時代，就有人極力提倡，但尚未廣行實現！然自大師更倡后，遂得遍及全國，且流傳到現在。大師這種悲願，不僅在我國，即韓國、日本等地也大受影響，且都廣設放生「園」「池」以作愛護動物的設施。
智顗法師在天台山修行11年。陳後主即位後，四次遣使，詔請 智顗法師回金陵。大師深知陳朝政權已到後期，其勢衰微，陳後主荒淫無度，其統治岌岌可危，欲利用佛教力量，特別是想利用智顗法師崇高的聲望及其號召力。
三大部講說時代
法華文句、法華玄義、摩訶止觀三大部完成的圓熟期（陳後主禎明元年，587年－隋開皇十三年，593年）。
48歲
大師隱居山中，一住渡過十載寒暑，直到陳．至德三年（五八五．四八歲）正月，陳少主（叔寶）向群臣徵詢：「現時釋門中，誰為最勝？」遂由陳瞑出班奏說：「瓦官禪師—智顗，道德超群，威嚴出眾，禪力饒及淵海，昔在京邑，群賢所崇，現隱天台，法雲東靄，願陛下為京邑道俗，令開大法，詔之還京，則功德無量矣！」陳少主聽奏后，即時出旨請大師入京，但大師根本無動於懷！然後自正月至三月，連接五次詣旨，方始得大師的允許被奉迎至金陵，開始了弘傳佛法的時期。[19]陳少主在敦請大師下山的一書中，表示崇仰與懇切之意，如他說：「都下法事恆」興，希相助弘闡。」[20]並親自恭迎大師，並敕住鍚靈曜寺。
至德三年四月，陳少主請大師登上太極殿，率領朝中數百官員，親臨盛會法筵。智顗法師開講『大智度論』，陳少主以帝王之尊，自始至終，恭坐座中，以國師之禮相待智顗法師。[21]
九月講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並主持朝廷舉辦之仁王法會。大師講『仁王經』時，少主必親至座下聽講。並請大師至廣德殿，報告施政方針等等，極盡弟子之儀。
後因靈曜寺狹小，移居光宅寺。至德四年（五八六）四月，少主駕幸光宅寺，嚴修捨身大施會，並向大師行五體投地的最敬禮。
至德四年二月，皇后及皇太子在宮中崇正殿，設千僧大齋會供眾，並歸依大師，太子陳深請 智顗法師授菩薩戒，盛極一時。
50歲
陳後主禎明元年（587），智顗法師於金陵光宅寺講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章安灌頂時年二十七歲，始聽講經文，並開始為
智顗法師說法做筆錄，集成《法華文句》。
51歲
陳禎明二年（588）冬，大師預知金陵非久居之地，藉以參禮 慧思禪師靈塔為由，率其徒眾，向長沙出發，準備回到荊州。途中居留在潯陽匡山（即廬山，位於今江西九江）。
翌年（禎明三年五八九）正月，金陵就被隋文帝（楊堅）之大軍攻破，陳朝覆亡。
秦孝王楊俊曾想招募 智顗法師，但因為發生叛亂，智顗法師並沒有前往。
53歲
隋文帝開皇十年（590），隋文帝統一天下，在正月十六日，特以勅詔慰問大師，其詔書的首句便說：「皇帝敬問光宅寺
智顗禪師……」由此，當時的大師，在江南佛教界之德望是如何的崇高可知！
原擔任并州總管的晉王楊廣（後來的隋煬帝），調任揚州總管，鎮守江都（今江蘇省揚州市），在此創立慧日道場，招請各地著名佛教僧侶，前往講學。
54歲
隋文帝開皇十一年（591），任揚州總管的晉王楊廣，欽仰大師德風，遂將揚州城內最大的禪眾寺，整修得宛如新建。然後，數次特派欽差大臣到廬山迎請，都被大師拒絕，以「德薄鮮能，不堪作王師」為由，且同時推薦名僧為王師，都未被晉王接納！大師後被其誠意感動，才答應到揚州，晉王親迎於五里亭。
十一月於總管府金城殿設千僧大法會，並向 智顗大師求授菩薩戒。智顗大師說：「王不以尊貴，能紆曲，遵奉佛聖大乘禁戒，止一切惡，持一切善，故法名曰總持」。晉王亦云：「大師傳佛法燈，禪慧內容，應稱號為智者」，[22]時為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從此，智顗被尊稱為「智者大師」。
55歲
隋文帝開皇十二年（592）三月，智者大師由揚州返回廬山的東林寺，在此結夏安居。
八月，再至南嶽衡山，至 慧思大師墓塔所在，朝禮追思。
路過岳州，看見彼地的住民，都不事務農，皆以捕殺為生，因而感到不忍！同時，巧遇刺史王宣武和學士曇犍，太師應他們請留之便，特講《金光明經》〈流水品〉，勸告住民們棄殺業農，竟使一州五縣的漁獵戶，都感激流淚，盡改業從農，並自願捨棄漁獵區一千餘所。由此可見，大師教化力的偉大！
56歲
隋文帝開皇十三年（593）春，離開揚州，回到誕生地荊州，以報生地之恩，受少老鄉親夾道歡迎，其盛況，依道宣律師在《續高僧傳》中說：「道俗延頸，老幼相攜戒場，講坐眾將及萬。」[23]
大師’於當陽縣玉泉山創造玉泉寺，並重修十住寺。武安王關聖父子顯靈乞戒，求為護法弟子。[24]玉泉山本是荒險之地，時有怪獸蛇暴之難，諺說：「此地是三毒之藪」，但大師不惜勞苦，將此荒山創建為可觀的道場。
同年七月二十三日，隋文帝勅賜「玉泉寺」的匾額。
晚年的時代
《維摩經疏》完成至圓寂晚年的三年間（隋開皇十五年，595年－隋開皇十七年，597年）。
57歲
隋文帝開皇十四（594）年，在玉泉寺講《摩訶止觀》、《法華玄義》，皆由弟子章安灌頂筆錄成書。
58歲
隋文帝開皇十五年（595）正月二十日，復受晉王之請，再至揚州講『維摩徑』，並著『凈名義疏』十卷。
59歲
隋文帝開皇十六年（596）秋，離揚州，重反天台。竭盡全力，繼續撰著《淨名義疏》。[25]
60歲
隋文帝開皇十七年（597）十月，應楊廣誠召出山，至山奉迎大師入京。行至石城山新昌大佛像前，病篤。專念彌陀、觀音及般若。造發願文，索三衣缽，命淨掃灑，唱二部經（《法華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），為最後聞思！
唱經竟，索香湯漱口，說：「十如、四不生、十法界、三觀、四無量心、四悉檀、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波羅蜜，一一法門攝一切法，皆能通心到清涼地，今我最後策觀談玄，最後善寂，吾今當入。」[26]
智者大師并告誡維那說：「人命將終，聞鐘磬聲，增其正念，唯長唯久，氣盡為期，云何身冷方復響磬？世間哭泣著服，皆不應為！」言訖跏趺，唱三寶名，如入三昧。[27]
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大師自知時至，遂對徒眾說：「商行寄金，醫去留葯，吾雖不敏，狂子勿悲！」后仍口授『觀心論』（大師的遺誡），子時一刻，就在石城寺（新昌）彌勒大佛聖像前，於念佛聲中，結跏趺坐，安祥圓寂。春秋六十，僧臘四十。
明年晉王為大師創寺，名曰「天台寺」；至大業元年，改名「國清寺」。[28]
智者大師的著作
關於智者大師的著作，日本學者新田雅章則將其著作細分為：
1.
在瓦官時最早著述《次第禪門》、《方等三昧行法》、《法華三昧懺儀》。這三部完成後，再撰述《六妙法門》、《禪門口訣》、《方等懺法》、《覺意三昧》。
2.
在天台山隱棲，則述作《法界次第初門》與《小止觀》。
3.
之後，則進入思想圓熟的後期了。[29]也是智者大師教學思想之開展的「三大部」《法華文句》、《法華玄義》與《摩訶止觀》之完成。
續「三大部」之後，智者大師晚年思索的動向則轉為有關「維摩經疏」的製作，有《維摩經玄疏》、《維摩經文疏》、《三觀義》、《四教義》等一連串關於「維摩經疏」的著作，而《維摩經玄疏》代表著智者大師最晚期的思想。[30]
《佛祖統記》云：「陳文帝天嘉元年，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，即往頂拜。」（參見《統記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冊49，頁181中）
[10] 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云：「於是昏曉苦到，如教研心。於時但勇於求法，而貧於資供，切柏為相，柏盡則繼之以粟，卷廉進月，月沒則燎之以松。息不虛黈，言不妄出。經二七日，誦至〈藥王品〉：「諸佛同讚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」。到此一句，身心豁然，寂而入定，持因靜發。照了《法華》，若高揮之臨幽谷，達諸法實相，似長風之遊太虛。將證白師，師更開演，大張教網，法目圓備。落景諮詳，連環達旦，自心所悟，及從師受，四夜進功，功逾百年。聞一知十，何能為喻？觀慧無礙，禪門不壅，宿習開發，煥若華敷矣！」（參見灌頂大師著，《智者大師別傳》，《大正藏》冊50，頁191下-192上）
[19] 《智者大師別傳》：「陳少主問群臣：『釋門中隨為名勝？』徐陵對曰：『瓦官禪師，德邁風霜，禪鑑淵海。昔遠遊京邑，群賢所宗，今高步天台，法雲東藹。永陽王北面親承，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，使道俗咸荷。』」（灌頂著，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，《大正藏》冊50，頁194上）
[21] 對此陳朝君臣懇請智顗下山，重反金陵弘法一事。潘桂明認為：「實際上是陳朝末年，世俗政權與宗教力量的一次相互依賴和配合，以維持搖搖欲墜的世俗政權和壯大天台佛教聲勢。」潘桂明著，《智者評傳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，頁3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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